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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法律條文，將法官在一定程度上納入公務員的管理體制內。將主動、公開的行政人員的管理系統與被動、嚴謹的法官系統重合，有違法官行業的行為本質。另一方面，我國人民法院的業務經費來源于地方財政供給，這樣當法院的裁判與地方的利益有沖突時，自然會面臨較大的壓力，難免會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干預。，審判活動行政化。長期以來，法院沿用行政機關的運作方式開展活動，在一些重要環節上也沒有遵循司法工作的運行規律，在審判人員管理、司法案件處理上，都有著濃重的行政化色彩。第三，法官職業大眾化。我國法官隊伍的職業素養參差不齊，法官隊伍素質有待進一步提尚。

行政訴訟本質上屬于司法復審，換言之，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審查的對象并非原始的事實，而是行政機關行政決定的合法性。 行政訴訟中，法院所審查的是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時，必然需要依據相關法律規定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在作出行政行為的同時，行政機關要承擔起舉證責任，這一舉證責任是行政執法過程中的舉證責任核定征收所得稅。

司法監督作用受限與爭訟程序復雜，司法控制啟動艱難有關。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六條規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申請行政復議的情形，核定征收作為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當然適用。對納稅人提起救濟進行程序性限制的規定，更為明確具體地體現在《稅收征收管理法》和《稅務行政復議規則》中。《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條規定，可以申請司法救濟的主體是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申請司法救濟的前置程序是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

我國應建立司法人員的專業化共同體。進一步提高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選任的標準和素質，建立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讓擔任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人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達成法律職業共同體，分享同一套價值觀、同一套職業道德和同一套法律知識。同時，可以通過提供在職法官培訓；在大學教育階段，設置經濟、財稅相關課程，加強建立全國統一的稅務法官人才庫，整合具有財稅知識技能的法官資源；從社會遴選具有律師、會計師、稅務師等相關從業資格的專業人士，建立全國統一的稅務陪審員人才庫。稅務合議庭由稅務法官人才庫和稅務陪審員人才庫的成員組成，稅務法庭由稅務法官人才庫成員組成。對專業人才實行分類培訓、分類使用的管理機制核定征收所得稅。

司法控制范圍狹小。筆者在“無訟案例”中經過檢索表明：從1991-2017年，我國共審結行政案件1305648起，稅收案件12234件；涉及核定征收的案件106件，其中以核定征收為爭議焦點的案例共計46件。從這些數據中我們不難看出稅收核定征收進入司法控制領域的很少。與我國的情形不同，國外稅務行政訴訟在行政訴訟中有“大宗性”的特征。稅務行為作為行政行為中的一種，具有行政行為的共性，但是由于它涉及對公民私有財產的剝奪，又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稅收具有了強制性和無償性的特點核定征收所得稅，這就使得在世界范圍內稅務案件的比例占據了行政案件中的一半以上。與之相比，我國稅務案件比例極小，核定征收進入司法層面救濟的少之又少。

在四川、遼寧、海南等地都嘗試性地設立了稅務法庭試點。實際上，美國擁有一個多元的法院系統。按照美國憲法規定，美國實行聯邦制，聯邦、州和地方都有課稅權，法院體制也按聯邦和州來區分核定征收所得稅。州法院受理有關州稅和地方稅的爭訟，聯邦法院受理有關聯邦稅的爭訟。就聯邦稅收而言，有聯邦稅務法院、索賠法院和地方法院。當納稅人對聯邦稅務局的稅收核定不服時，可以在三個法院中選擇一個起訴。就州稅和地方稅而言，有各州的初審法院。加拿大也單獨設置了稅務法院，加拿大的稅務法院是聯邦司法審判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與聯邦上訴法院、最尚法院之間不存在任何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完全獨立地行使職權。國外的這些做法可以為我國稅務法庭的設立提供一些借鑒。